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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政部长「法办」警政署长谈起

兼谈当年省营台湾新生报业公司董事长许荣宗乱斗报社退休社长及主管的乌龙往事

2020/04/19   维加斯新闻报
文：嘉华

      △月前掀起政坛风暴的内政部长徐国勇将警政署长陈家钦移送法办的「大戏」，随着疫情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渐离开了大众的视线。但是520蔡英文连任总统就职之日将届，内阁势将总辞进行改组，徐国勇和陈家钦能否留任，益发引起各界关注。
    这场让外界普遍认为是「内斗」的戏码，肇因内政部以陈家钦处理人事升迁案涉及伪造文书一事，将警政署长陈家钦函送台北地检署法办（注：已遭地检署退件）。此举不但让行政院长苏贞昌为之「震怒」，也突显苏与内政部长徐国勇「不和」之事台面化，更扯上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之争。
    虽然内政部是警政署的上级单位，但是警政署统御八万警察大军，重要性可见一斑，其署长人选一向都不是内政部长一人说了算，这和调查局隶属法务部、国安局隶属国安会...等一样，这些重要的「情治」单位人事，通常都要「层峰」点头才算数。
    据报导，内政部函送对象，除了警政署长陈家钦，还包括警政署人事室主任张淑芳、署长办公室专员吴正杰、渠正慈、王文助4名高阶警官，北检原本已将陈家钦列为他字案被告，没想到检察官阅卷后，发现函送资料根本不完整，完全没有做当事人陈家钦笔录，决定退案，等于狠狠打了徐国勇的脸。
    报导还指出，警政内部人事破格调动有前例，在没有明确具体的违法事证之下，内政部为何执意要函送陈家钦？而不是先做行政调查或处分，并且连带将一批高级警官一起移送法办，试问内政部长的职权可以这样恣意妄为吗？因此，不论是徐国勇也好，或是陈家钦，这两人的「问题」，上级的行政院都必须出面厘清，才能给民众一个交待，未来他们适不适合留任现职，就端看520之后民进党政府如何处置了！
    在台湾各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所谓「派系」，也就是谁是谁的人马，彼此互看不顺眼，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公开搞到台面化，甚至滥用「公权力」，欲借助「司法」力量打击对方，复拉了一帮部属去陪葬（一起移送法办），这种意图「入人于罪」的手段，是非常要不得的行为。不能因为官大学问大或官官相护，而大事化小，对于这些滥权的所谓长官，必须追究其滥权诬告的民刑事责任，如此才能杜绝官场的恶斗歪风。
 
省营台湾新生报陈年往事与「徐陈」内斗同出一辙
 
    由这次官场的恶斗歪风，忆起二十余年前，发生在当时省营「台湾新生报」的陈年往事，其手法和「徐陈」事件相似。就是当时被省政府下放到省营台湾新生报业公司当董事长的许荣宗，滥用权力，在不明就里、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将台湾新生报社退休社长、退休会计主任、以及时任副社长、总经理、资讯室主任、副总经理、参与和解案的电脑技师等七个人，以「图利他人」名义函送地检署侦办，此事在当时报社内部引起不小风波，事经侦查近一年获得台北地检署以「不起诉」处分结案。但因为此事，让当时经营艰困的新生报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延误电脑化工作的推动，也额外造成官司诉讼（和中华电脑中心民事诉讼）等财务上的损失。
    话说台湾新生报是台湾最早成立的一份日报，成立于1945年10月25日，是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将当时七家日本在台湾留下的报纸，接收组合成「台湾新生报」，报头由党国大老于佑任先生题字，是台湾在二战光复后最具举足轻重的媒体，俟后因业务发展需要又在高雄设立分社（后独立为台湾新闻报社），也因此台湾新生报业公司辖下有二家报社，分别为：「台湾新生报」和「台湾新闻报」，虽然二家报社系属同一公司，但其人事、财务各自独立。各报社社长兼任报纸发行人，也是报社实际的负责人，社长人事系由省政府直接派任。因此，董事长不但管不了人事（董事会仅有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所谓三总的同意权）、也管不了财务（报社本身设有会计室），当时的新生报业公司董事长一职，说是酬庸闲差，一点也不为过。
    许荣宗出身调查局系统，原在台湾省政府任职，在调任新生报业公司董事长之前，系担任台湾省训练团团长。据悉，时任台湾省长宋楚瑜，此时将其亲信秦金生调任省训团团长，而与新闻界毫无渊源的许荣宗就被摆到新生报业公司这个闲差的位置上了。据传，就在许荣宗人事令未发布之前，也有其他人有意争取这个位置（公营事业董事长可干到70岁），也因此种下许荣宗和新生报一些人格格不入的因子。
    说了这一大堆，最主要是让大家对公营时代的新生报属性有一些基本认识，现在将问题拉回正题。话说报社，早期新闻在印刷出报前，需要大量的检字（铅字）与排版技术人员来完成版面编排，消耗人力极大。之后由于新闻排版电脑的问世，解决报社快速作业需求，以及精简人力的发展趋势。当时台北各主要报社都朝向电脑化发展。新生报虽然起步较慢，但是也跟着这股趋势前进，大约在1994年进行了检排电脑的采购招标，结果由当时行政院经建会转投资的中华电脑中心得标，莫约过了二年，因省政府屡次发文要求处于亏损状态的新生报要撙节人事成本，首先要被裁员的对象就指向了印报工厂，结果引起了印报工厂人员的罢工风潮。而此时报社购买的中华电脑中心电脑设备已安装完成，但还未完成全部验收（按：验收分四期，仅完成二期，复因缺少一种字体而搁置）。时任代理的周姓社长和林姓代理总经理，在权衡之下，即决定先行启用了这些电脑设备，并因此减少了大量的人事费用。其后随着社长及一级主管的更迭（之前人员大多届龄退休），这批电脑设备仍继续从事生产作业，却未完成验收程序结案，当然也未付清尾款，主要关键就卡在缺少一种字体，以及全页输出的速度（事实上速度也和作业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有关）。事经中华电脑公司多次和新生报开会协商要求履行合约付款，或透过其公司某位董事（系当时省府财政厅官员）了解原委，但新生报因内部黑函文化作祟，无人愿担起前人所办理采购案遗留下的烂尾。中华电脑眼见协商无望，约在1998年一状告到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要求新生报履约付款。此时新生报新接任的社长召集一级主管开会协商，聘请熟谙电脑及商业法的苏姓律师代表报社出庭应诉，开庭时在法官建议两造寻求和解的前题下，最终由中华电脑中心做出提供补强及补偿设备等条件在法院完成和解（注：与判决效力相同）。此结果终于解决两家公营事业双方多年悬案（注：中华电脑系公股投资的财团法人），新生报也因此可以用补强及补偿设备，使用在当时堪称赚钱的两项业务作业上~即船期版和代印政府采购公报。事实上，新生报在2000年12月31日，民营化基准日前能勉强完成民营化，船期版的利基点可谓是主要原因之一。 

许荣宗恣意妄为 不顾程序正义诬告报社人员

    本来在法院完成和解，两造屏弃争议，可谓是一件双赢的和解案，但是随着新生报业公司董事长人事更迭，原罗董事长离任（罗先生原任省新闻处处长，他在就任董事长之后，经常会到报社走动关心同仁），而由省训团团长下台的许荣宗接任。此人上任后和报社各级主管鲜少互动，他上班经常窝在办公室也想学学电脑，即跳过报社单位主管，以董事长之尊迳自召唤报社毛姓电脑技师充当「家教」，也让有诬告长官刑事前科的毛姓电脑技师，认为有可乘之机，遂结合摄影记者出身的关某，经常和许荣宗见面，此二人跨大杜撰电脑和解案是「图利他人」，许荣宗见腊心喜，认为可以整到前任社长及一些人员，遂令董事蔡正治组成调查小组（注：蔡是当时省经建会人员，却甘为许使唤充当打手，而所谓调查小组，也仅蔡一人出面），其间蔡也仅和资讯室同仁见了一次面，根本未有实质「调查」，随即又订一周后举行第二次调查会议，但开会前却临时取消会议，当时真不知许、蔡二人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膏药。未久，即传出董事会要将「全案」函送调查局。倘若当时真移送调查局而能厘清真相，也可还大家清白，但许荣宗却不思此途，迳自将报社人员函送地检署。事实上，许荣宗不明是非、罔顾程序正义，恣意妄为的行为，根本就是以权势行诬告之实。事后也证明这事件当时对新生报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严格来说：「许是新生报的罪人，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后，也未见许荣宗和蔡正治有任何表示和动作。整个董事会相关几个人也完全噤声，就像船过水无痕，没有发生事情一样。
    在侦查期间，因为侦查庭不公开，大家也不了解许荣宗到底告的是什么内容，以及到底告了那些人？可笑的是，有被告的主管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共同被告名单，还有意无意的想和资讯室同仁保持距离。由于当时报社内部耳语频传，虽然新生报是社长制，但列名被告的前社长已退休，此时不在其位毫无行政权力，更无法以报社立场向董事会陈报事实据理力争。而刚由新闻报奉调兼任新生报的赵姓社长，此时又摆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态度，不愿听资讯室简报了解详情，听任事件往恶性发展，着实让参与同仁非常心寒。就在检察官侦查期间，中华电脑中心又和新生报二度进行民事诉讼（因新生报不履行法院和解协议），赵姓社长此时想完全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他必须面对新的民事诉讼。
     所幸这时地检署全案侦结，对被告的七人处以「不起诉」。处分书适时下来，此时不但解了赵姓社长要面对中华电脑中心和新生报进行二度民事诉讼的难题，同时也解除电脑设备即将遭查封而不能运作出报的危机。
   
许荣宗自己不在侦查庭面对 派主秘代表出庭当「炮灰」

    回想二次开庭过程，仅有前社长、资讯室主任、和参与和解案的电脑技师出庭，（而由省府调任报社的简姓副社长和颜姓总经理也列名被告，各被传讯一次，但他们二位因故未出庭）。在检察官庭讯当中，许荣宗不自己面对，而派时任新生报业公司董事会主任秘书李春凉代表出庭，当检察官问原告代表--李春凉，你们到底要告什么，只见李春凉吞吞吐吐答不上来，让出庭的新生报三人觉得李春凉仿佛是被告角色似的。
    事过境迁，多年后和当年受新生报委任处理和解案的律师偶遇，他透露，在当时有接到检察官的电话（因侦查不公开，所以当时没说），要他就和解案的经过及利基点，书写一份「陈报状」递交给侦查庭。这时我们心里方明白，猜想见多识广的薛姓检察官，在当时收到新生报董事会具名状告报社前社长及多位主管的书状，看了之后应该是一头雾水，认为其中一定有隐情，为何一椿经过法院的和解案，何以新生报董事会在没有完成调查程序，也不假手政风室，就迳自具状告报社主要人员。相信在律师以法律人的观点所写的陈报状，对检察官能快速了解案情，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事隔已二十多年，如今看到内政部长徐国勇将警政署长陈家钦移送法办的新闻，让我回想起当年许荣宗乱斗新生报退休社长及多位主管的往事历历在目。身为当事人之一，我替有功的资讯室人员感到不平，也为许荣宗当年的恣意妄为、滥权感到不耻。
    转眼之间，台湾新生报转移民营已近二十个年头，现在市面上已很难见到其身影，而昔日的工作伙伴更是各奔东西，往事如云烟，记下这一段新生报的黑暗过往，未让其随风而逝，主要是让离职已近二十年的老同事，也能进一步了解当年事件发生的原委。

（作者系以笔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