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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以书为伴

2018/06/27   维加斯新闻报
韦元龙

           上个世纪九五十年代末，我的父亲韦正华先生从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担任政治理论教员，每天与书相伴。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就被迫回到故乡当基层干部，但还是人不离书。下队开展农村工作时，他的挎包里面常常是一个笔记本，一支铱金钢笔和一本书。我五、六岁时，父亲就经常从县城的书店里给我买回诸多的连环画小画书给我饱览。《杨子荣智取威虎山》、《岳飞精忠报国》、《白毛女》、《铁道游击队》……里面精美的画图，简洁的文字，扣人心弦的战斗场景，战斗英雄、爱国将领的感人故事，让我兴奋不已，百读不厌，于是就养成了自幼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上学伊始，语文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
      在故乡龙山中学上初中时，语文老师王由凯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坚持多读课外书和坚持天天写日记，是提高作文写作水准最有效的途径。通过老师推荐，我找来了《林海雪原》、《红岩》、《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系列文学名著，爱不释手，潜心捧读，不禁被著作中的英雄人物与传奇故事深深感动。每次班级作文讲讲评都受到老师热情洋溢的表扬，拿到班上作为范文朗读。初中一年级下半年，在学校举办的片区作文竞赛中，获得全校第一名，便有些沾沾自喜，于是立志长大要当文学家。初二那年，我转学到普坪中学读书，那时候，父亲是普坪区区长、区委书记。他的书柜里面，除了《资本论》、《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一部部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时尚著作外，还有两部书格外惹人注目。一部是司马迁的传世名著《史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竖排繁体字。当时才疏学浅，识字不多，思想幼稚，我看不太懂。还有一本是《莎士比亚全集》，共8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欧洲文学。让人懊恼的是，英国人的名字都是一长串，看了半天，还记不清里面的人物谁是谁。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一本简洁本《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这就好看多了。《仲夏夜之梦》那纯真、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我泪流满面，闵然于心，于是迷上了外国文学。我在读欧洲文学名著的时候，普坪区公所里面的一个老大姐正在和同志们津津乐道的说起她正在热读的流行小说《希腊棺材之谜》，我被他们的那种对书的认真精神所感动。几十年过去了，《史记》、《莎士比亚全集》这两部名著至今仍然珍藏在我那丰富多彩的书架上。岁月流逝，书页泛黄，但是我仍相敬如宾，不肯舍弃。我知道，这是我的家学渊源，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偶或一瞥，便了然于心。
      高中三年，我在贵州省安龙一中就读。刚入校门，由于语文成绩突出，作文深得语文老师韩云先生的赞赏，推荐我参加当年的黔西南州高一年级现场作文竞赛。那次大赛，我一举夺得全州第一名，从此名声大振，也更加坚定了我当作家的信心。过了几天，我就到安龙县新华书店买了一部《鲁迅全集》，作为课外流览的必备书目，深受鲁迅先生爱国思想的薰陶和犀利笔锋的牵引。
      如今，文学家没当成，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学时代的流览粗读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心绪便遨游于书中的广阔天地。那时是没有钱的穷学生，只好与熟人借书，借完了，又到图书馆。看到图书馆里满书架的文学名著，让人眼花缭乱，心动不已，恨不得一口气读完。
      记得中学时代省吃俭用也买了几本名著，后来被一个高年级同学借去，迟迟不归还。追到他家时，才知道他已将书转借他人散失了！无法再收回。我感到极端愤怒，怎么竟如此不爱惜别人的书呢？他诚惶诚恐的要用钱来赔我，我当时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扭头便走了，从此与他断绝了往来。我认为，书是我最好的朋友。至今想来，仍记忆犹新，我宁可失去一般的朋友，也不能失去一部好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文学热潮席卷全国的鼎盛时期，我考进了中国西部一所大学中文系就读。博览群书，不断练笔，不断投稿，文学梦同时被席卷全国的文学烽火点燃，于是在中文系率先成立了全校的第一个学生文学社团---“春雷”文学社，创办油印小报《春雷文学报》，青春之火，熊熊燃烧。后来除了中文系，政教系、英语系、数学系、化学系、体育系的同学都纷纷报名参加，队伍不断壮大，仿佛一条凌空腾飞的巨龙，我便顺势而为，更名为“飞龙”文学社，发展演变为全校性质的文学社团。通过会议选取，我被推选为第一任社长，文学园地《飞龙》文学期刊已经从原来的油印小报演变成了一份列印杂志。当年，我们激情澎湃，和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武汉大学“珞珈山文学社”都有书信往来，互相赠送杂志，互相交流社团经验，进行文学探讨，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在当地，我和文学社的骨干成员，积极参与兴义一中的“棂星门文学社”、兴义五中的“征帆文学社”的校外活动，成为我们校园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笔山书院的大学校园里，学校图书馆藏书数万册，让我真正的开阔了眼界。但遗憾的是每次每人只能借三本，寒暑两个假期，我只好跟其他同学要借书证，选了一大摞回家大饱眼福。光读还不够，借的总归还是借的，要长期拥有，便只得买。家中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花在买书上，生活我都是节衣缩食，经济上显得十分寒酸。但总算熬过来了。如今，我收藏了两千多册文学名著，每当整理书柜时，便感到不少欣慰。当年的书价极其低廉，现在都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是增值了的，但是，能够读得起书的人，却往往难以买得起书了！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细细品味，这也未必如此。比如读哥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却让我感到心灵的无限痛苦；而读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使人在流泪之余便真正体味到一个纯情女子对丈夫如何的生死相恋，痴心不改。的确，读书可以使人提高思想境界，丰富文学才情，同时也可以抵御尘俗世界侵袭与干扰。培根在《论人生》中，关于生存与命运，事业与爱情、痛苦与幸福、金钱和死亡……其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让你读后不得不深深折服。《论人生》这本书，我反复研读了好几遍。后来又读尼采的超人哲学，读佛洛德的精神分析著作……西方诸多流派与主张，让我感到惶然不已，只好索性放弃心的束缚，不能接受便不去强求，于是我又解脱了许多。
      那几年，我的文学创作诗歌、散文诗作品已经在《贵州民族报》、《黔西南日报》、湖南《年轻人》杂志发表，辽宁省的《青年科学》杂志社还聘请我为特约记者，成为当年笔山书院的“名人”。发表文章本是一件好事，让人羡慕，获得广大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递给你鲜花。中文系有一个老教授也是写诗的，上我们写作课时候，总爱拿他唯一发表过的诗歌《关于XX》，在班上孜孜不倦地侃侃而谈，吹得天花乱坠，把诗歌说得玄妙莫测，一堂堂写作课下来，让我们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我们聘请他当文学社的顾问时，被他引用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鸡毛蒜皮的大小道理教训了整整一个早上，对我们文学社的活动嗤之以鼻，指责有加：“你们读过几本书？发表过多少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成立文学社就能当作家吗？”对他的态度，我们浑然不顾。有一次，当我们真心诚意、毕恭毕敬地拿着我们的作品向他请教，他一目十行的扫了一下说：“你们这个都算诗歌的话，那全国就要有一半以上的人算诗人了！”当时害羞得我无地自容，真想钻到地底下。我们的心灵梦上了阴影。难道我们的文学道路走错了？忧郁而迷茫的我，只好迈向寂寞的图书馆，涉猎古今中外名著，一次又一次低和真正的名家大师对话，谛听博大的心灵跳动，聆听跨世纪的声音。
      大学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我从校外扛了一捆压扁的的空纸箱回来宿舍装书，在灯光球场碰到老教授。他招呼我停下来，从头到脚认认真真的盯了我一眼，然后抬头看了看天空，叹了一口气。我当时像犯了大错一样，十分忐忑不安。老教授用语重心长的口吻，对我居高临下地说：“韦元龙啊，我并不是不看重你，我只是觉得你不是搞文学的那块料。现在热爱文学的人那么多，都在文学的这条小道上很艰难地跋涉，已经十分拥挤了，难以走得通的。我建议你别往这条道上挤了。这样吧，生存要紧，先回去找个工作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先填饱肚子要紧。实在不行，就做点小生意谋生吧，
不要太痴迷了，这样对你以后的人生是没有好处的。”听后我心里感到五味杂陈，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艰难地点了点，噙著辛酸的泪水，毅然决然地踏上我新的征程。
      刚参加工作那年，第一次领到手的工资我便用来买了不少书，那时工资才62.5元。有一次，在夜书摊上看到书贩子躲著卖一部香港版的《金瓶海》。细细辨认，虽不是真本，但却也删减不多，可以买来看看。问其价格，连其续集《金屋梦》竟要120元！我硬著头皮，向同事借钱买了。我这举动，使朋友们惊羡不已。但谁料到这部名著在我几年后 “下海”时便遭到厄运。一个读中学的侄儿子趁我不在家时，把书借走了。事后问之，竟然已几易转手借他人，一转在转，下落不明！书是完全不可能追回来了！提起此事，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苦味。现在我只好在书柜上用毛笔赫然写下这么这个字：
“私人藏书，概不外借！”
      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干部职工下海经商办企业，我热血喷涌。在黔西南州第一次人才交流会上，我打着“谁聘我，月薪2000元，为你赚来100000元！”的招牌，第一个甩掉铁饭碗跳槽下海，新闻照片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36家媒体刊发，成为中国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首先到当地一家私营企业打工，然后辗转广西南宁等地，然后和一个广东汕头的农民在顶效开发区创办复活肥厂，最后因企业合伙人意见不合，分道扬镳，战败而归，灰溜溜的回到岸上。只身“下海”那几年，“鱼”没捞到，反而引来周身咸腻腻的味儿，满脑子的庸俗思想。读书的时间被琐事剥夺了，各种诱惑迷蒙着自己的眼睛，有时梦中醒来，独自感慨不已。很多书自从买回来以后，竟然翻都没翻过！面对满架书籍，有时候我茫然不知所措，惭愧得无地自容。
      虽然读书的时间少了，但是，对书的感情依然是忠贞不渝的，有如对初恋情人一样。得闲的时候，我也要提起鸡毛帚拂去书架上尘埃，偶尔翻翻。看书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凝视著自己收藏的书，仿佛到了另一个清净而自由的世界。
      求真知，走正道，才能获得正果。下海上岸后，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先后是《兴义晚报》、《黔西南日报》专职记者，同时也分别当过《贵阳晚报》、《贵州都市报》特约记者，到后来的《贵州民族报》新闻周刊主编，再到现在的中国龙网总编辑、视窗文学期刊主编、中国龙美术馆馆长，三十年来，虽然世事浮云，风风雨雨，但我仍孜孜不倦，读写采编，工作学习两不误，让佳作名著安慰我寂寞的心灵，充实我空虚的思想。
      到目前所读的书应该有上百部了吧？我觉我阅读量还是远远不够，以至于流动的笔力无法准确表达汹涌澎湃的思想，牵引的视线不能驾驭脱缰的野马。于是，又上更高一级学校进行深造。2013年，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培训班在贵阳市委党校隆重举办。在接待广东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先生就餐的餐桌上，我当即向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欧阳黔森申请参加旁听，他欣然同意了，于是我成了鲁迅文学院有史以来的的第一名旁听生。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我被贵州省作协推荐上北京就读鲁迅文学院，成了鲁迅文学院名副其实的学员。上鲁院，给我们传经送宝的，都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国家级报刊杂志社的主编、总编辑。有很多老师还在国际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占军、《民族文学》主编石一甯、《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他们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倾听名家大师的耳提面命，感觉与当年大学校园的所受到的粗浅知识教育是冰火两重天。读书、写作；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得到了庄严的洗礼，取得了质的飞跃。我的
文学作品在省内外、在国内外媒体频频刊发，见证了一名鲁迅学子独立而耀眼的光辉。2017年，我再一次上北京鲁迅文学院就读的时候，我被鲁迅文学院推选为鲁民28班的班长，我的小小说《画眉》获得了中国网路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网路文学征文小小说类金奖。取得这些细小的成绩，都与读书息息相关。
      每一个人都与书有缘。从小学到高中或者大学，每一个人都会读十多年的书。但是，很多人的书缘都不会持之以恒的。一生以书为伴，相濡以沫，并且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情同手足，状如夫妻的，在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又能有几人？诚如是，即令不是一代宗师，也是当代大师了。就像鲁迅，像郭沫若；像巴金，像杨绛，他们那跨世纪的耀眼光芒，就是来自于孜孜不倦的的阅览和硕果累累的著作。渊博的知识、宽广的心胸、深刻的思想和遥远的视野，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教书育人的光辉典范，让那些一知半解、心胸狭隘、目光短浅而又自命不凡的所谓专家教授，立地现形，自惭形秽。读一本好书，就像喝一瓶好酒，让人甘之如饴，心气醇香；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个知心好朋友，心智纯正，互相砥砺前行。于是，读好书，喝好酒，交好友，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一生以书为伴，除了要讲一定的缘分外，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要不忘初心，始终如一，持之以恒。我深深知道，无论校园读书还是课外读书；无论是工作需要还是业余爱好，读书都成了我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韦元龙，男，鲁迅文学院学员，中国记者、作家、摄影师。中国龙网总编辑，《视窗》文学期刊主编，中国龙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