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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藥價長期高居全球之冠，總統川普5月12日簽署行政命令，重啟首個任期未能達成的藥價改革，計劃推動所謂的「最惠國」政策，使美國民眾支付的藥價，不會高於全球任何一個支付最低藥價國家的水準，並要求美國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大幅降低診間施打處方藥給付價格，聲稱此舉可使處方藥價格「幾乎立即下降30％至80％」，但這也讓人好奇，為何美國的藥價會如此昂貴？
川普5月簽署行政命令，重啟首個任期未能達成的藥價改革。
美國處方藥價格高昂，已成為長期社會問題，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2024年公布的報告，該報告使用了截至2022年的最新資訊，發現美國的處方藥價格，是其他33個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國家平均價格的2.78倍，美國在品牌藥（Brand-name Drug，又稱原廠藥） 上和其他33個國家的差距更大，達到4.22倍。而在所有接受研究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2022年處方藥總支出共達9890億美元，而其中美國就占了62%（約6100億美元），其他國家根本看不到美國的車尾燈。
而根據OECD在2021年的調查數據，美國人均處方藥年支出為1400美元，遠高於德國的1000美元、加拿大的865美元、南韓的741美元和瑞典的576美元，而英國則是517美元、荷蘭456美元，丹麥373美元，可看出美國人花在處方藥的金額，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來得多。
美國人均處方藥年支出為1400美元，遠高於其他國家。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2021年的報告，由於藥價太過昂貴，數百萬美國人並沒有依照規定服藥。調查發現，美國許多18至64歲的成年人至少服用過1種處方藥，但有超過8%、約920萬人坦言，他們試圖藉由跳過次數或是減少劑量，來省下這筆開銷。但延遲或調整處方藥，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健康問題，如果需要額外的治療，民眾可能又得支出更多的費用，引發後續問題。
有調查顯示，每5位美國成年人中就有1位曾因藥價太貴，而無法完成處方療程；相比之下，德國、加拿大與澳洲的比例僅為10分之1。這不僅是價格較高的問題。美國患者平均需自行負擔約14%的藥品費用。而這些高昂的藥價最終也會透過保險保費或政府醫療計畫支出，如65歲以上老年人適用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俗稱紅藍卡）、服務低收入與身心障礙者的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俗稱白卡），轉嫁至公眾身上。
英國保健署拒給付，在美廣泛使用的癌症用藥，因該藥成本無法反映醫療效益。
聯邦機構 無權干預藥價
為何美國的處方藥會這麼昂貴？一個原因是缺乏有力的中央協商機構，在世界多數地區，藥品價格皆受政府管制，會由一個中央談判機構（通常是政府）與藥廠協商，決定是否接受其開出的價格，但美國和其他地方不同，藥價的制定並未經過美國政府的直接干預。
舉例來說，歐洲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2大藥品市場，但歐洲當地政府會直接與製藥公司談判藥品價格，還會決定哪些藥品可列入健保給付範圍，也會審慎分析新藥相較於現有藥品，能提供多少額外療效。如果新藥的價格過高、療效卻微小，這些國家更願意拒絕引進新藥，像英國的國民保健署（NHS）就曾拒絕給付某些在美國廣泛使用的癌症用藥，理由是該藥成本無法反映足夠的醫療效益。
美藥價飆漲時，獲利的包含藥廠、醫生、醫院以及中間機構，也賺得更多。
儘管美國在2022年通過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首次賦予聯邦醫療保險藥價談判權，能和藥廠進行價格協商，首輪選定了 10 種藥物進行談判，不過這些藥品皆無易得的替代品，也並非新藥，新定價預計要等到2026年才會生效。
醫藥體制 無形助漲藥價
而美國的醫藥界體制，也成為高藥價的誘因，因為在藥價飆漲時，獲利的不只是藥廠而已，包含醫生、醫院以及許多中間機構，也會賺得更多。
舉例來說，根據Medicare政策，某些靜脈注射藥物（如化療藥）是由醫生先行預支購買後，再在診所內施打給病患。但之後醫生向Medicare報帳時，不只可以拿到藥品成本，還可拿到1筆由Medicare設定的比例報酬，作為營業成本補貼。這種報帳機制鼓勵醫生選擇價格更高的藥物，這樣才能賺更多。以6%報酬來看，若使用1萬美元藥物的話，會拿到600美元補貼。
藥廠常被視為高藥價的罪魁禍首，圖為抗議PhRMA的示威者。
專家也發現，第三方藥品福利管理機構（PBM）也有類似狀況，PBM為企業與保險計畫談判藥價，當藥品的標價較高時，PBM會獲得更多來自藥廠的費用。有時候，即使市場已有價格更低的替代品，PBM還是會要求病患使用標價較高的藥。
遊說國會藥廠年花2.33億美元
藥廠常被視為高藥價的罪魁禍首，儘管這些製藥公司主張，高價來自研發支出的龐大成本，但自2001年以來，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製藥業主要遊說團體）在遊說上的支出超過任何其他產業。據稱，PhRMA在2023年就動用了2700萬美元來遊說，而2020年的一項研究也發現，從1999年到2018年間，製藥業和保健品業共花費47億美元遊說美國聯邦政府，平均每年2.33億美元，它們對美國國會的影響力，導致得以推動有利製藥公司的立法，
PhRMA並試圖將高藥價的責任歸咎於PBM，藉此轉移對藥品價格過高的批評，還曾推出了多則電視和網路廣告，指責「中間商」造成藥價高漲。PhRMA官員施萊弗（Alex Schriver）表示：「美國是唯一允許PBM等中間商，不受限制地利用藥品牟取暴利的國家。」PhRMA認為整個醫藥體系的其他參與者，從中分走的利益比藥廠更多。
PhRMA在2022年所資助的一項研究發現，藥廠最終僅能保留健保支付藥品費用的一半，另外一半都被各種中間商的折扣和回扣拿走，整個體系的複雜程度令人震驚。醫師與病患在多種藥物中做選擇時，很難事先知道實際藥價，甚至連研究人員也難以釐清藥廠、中間商與保險公司之間錯綜複雜的交易，更別說找出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外界認為，沒有價格上限管制、美國藥廠運用專利策略拉長壟斷期等原因，也是造成美國藥價高昂的因素。哈佛醫學院的藥政專家薩帕特瓦里（Ameet Sarpatwari）表示：「美國市場就像是製藥公司的金庫。因為美國現有的醫療制度存在種種缺陷，製藥業普遍認為，最能榨取利潤的地方就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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